合著/张荣芳 曾庆瑛配资咨询平台
编者按：在中山大学原副校长张荣芳教授编写的三本不同类型陈垣传记中，中篇（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陈垣的每章篇幅适中，详略得当，适合网络连载。陈垣孙媳曾庆瑛教授分工写第一章、第十章、陈垣简介和陈垣已出版的主要论著目录，进一步增强了本书的权威性。纪录片《陈垣》梅明导演为网络版配视频和图片，形象立体地展现陈垣校长的风采。三人合力，以纪念陈垣先生诞辰145周年，弘扬励耘精神，赓续中华文脉。
《陈垣传》第一章——家世、家乡与童年
一、 不平坦的科举之途
18岁（光绪二十三年，1897）那年，陈垣希望走当时一般青年走的科举致仕的道路。因为广东乡试名额少，顺天府乡试名额多，陈垣的父亲花8两银子， 为陈垣捐一监生资格，从而得以参加顺天府乡试。
这年旧历七月他从广州北上， 日夜兼程，历时十余日至北京，住在新会会馆，与同乡前辈伍铨萃（字叔葆） 相识。叔葆为光绪壬辰（光绪十八年）翰林。八月在顺天府贡院参加乡试，陈垣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展开剩余96%在1941年10月23日的《家书》中说：“丁酉赴北闱，首场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题本偏全，放笔直书，以为必售。出闱以视同县伍叔葆先生，先生笑颔之。”考试完毕，他估计能中，于是在会馆中等候发榜。 九月九日发榜，他却名落孙山。这是他平生以来受到的第一次较大打击，心情郁 闷。九月十七日，他打点行装，由京返乡。
“出京时重阳已过，朔风凛冽，伍叔葆先生远送至京榆路起点之马家铺。临别，珍重语之曰：‘文不就范，十科不能售也。’虽感其厚意，然颇以为耻。”这是陈垣第一次到北京，因八股文不合规 范而未中，但积累了一定的科举考试经验。
回到家乡后，陈垣发奋学习八股文。他将丁酉（1897）以前的十科乡试、会试中榜者的试卷买来，经过初选、再选和三选，最后选中一二百篇，“以为模范， 揣摩其法度格调，间日试作，佐以平日之书卷议论，年余而粗技成”。功夫不负有心人，陈垣在21岁（光绪二十六年，1900）时参加了新会县乡试，列第二名， 被录为佾生。
陈垣回忆：“此次新会案首为卢熙。他年岁大，文章肯细打磨，然很拘泥。本次主考的县知事左学易后来对人说：我所以不给陈某案首，是因卢某年岁大了，不作案首以后不易考取，而陈某年纪还轻，前途无量。”
22岁，陈垣考取了秀才。秀才考试分县试、府试两级进行。二月在新会参加县试，他所作八股文，虽然按其形式，但不拘泥经书章句，而是上下古今，纵横捭阖，议论风 生，文中多作怪论。
主持新会县试的杨介康思想开放，很欣赏这类文章，陈垣在全县考得第一名，震惊全县，被送广州府应试。
四月在广州参加府试。广州知府施典章主持府试。他对陈垣文章的思想倾向很不满，在试卷上批曰：“直类孙汶（文）之徒。”后来又将“孙汶”二字圈掉，改为“狂妄”。知府施典章思想保守，一 因施（典章）与杨（介康）私人间有隙，二因陈垣文章奇特，施典章不赞成。
按一般情况，各县第一名，府试无不取之理，但这次府试第一、第二试放榜，都无陈垣之名。这种出于常情之事，舆论哗然，大家都很惊奇。不想出榜当日夜间，忽有人星夜敲门，原来是新会县教官，让陈垣马上就跟着教官入考场， 明早应试。陈垣说榜上无名不去，教官说府君已给补上名字，是在最后一圈榜的第一名。他因自己是新会第一名，竟补在最末圈，坚决不去。教官求他务必去考，不然无法应府君之命。这时陈垣家人也都劝他，他才肯去考。
府试第三次试题为“出辞气，斯远鄙信矣”，出自《论语 ·泰伯》。这次试题明显针对陈垣前两次文章的“狂妄”而出的。陈垣因在府试两次受挫折，这次做的文章未按他自己的写法，而是用按部就班的平常写法，一挥而就。文章虽不高明，但也无懈可击。
施典章看过这平稳文章，也无话可说。后来府试的后几次考试也顺利通过，他又参加了院试，考取了秀才。
1930年11月12日，陈垣50岁寿辰时，当年主持县试的考官，新会县令杨介康寄来贺诗，记述当年陈垣全县考第一的情景，诗曰：
“我昔尹新邑，扃试促檐晷。
何意枚叔才，腹笥捐片纸。
乾坤阐羲爻，河洛发明理。
射策晁董俦，裒然弁童子。”
原注云：“试日焚香限刻，生笔不停辍，学有根柢，遂以弁冕辟材。”
陈垣做七绝一首以答：
“沔阳自昔爱恩深（杨介康为湖北沔阳人），
此日欣闻座右箴。
犹益当年施太守（典章），
嗤余狂妄亦知音。”
这是陈垣考秀才的一段趣话。
23岁（光绪二十八年，1902）时，陈垣被补为廪生。陈垣自填履历表均写 “前清廪生”。此年陈垣入开封参加“光绪帝三旬万寿恩科”顺天乡试。这是补行光绪二十六年因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而未举行的庚子乡试。
因顺天府贡院焚毁，遂借河南开封贡院举行顺天乡试。这次仍未考中。
从此以后，陈垣彻底放弃科举考试，转向史学研究和对现实社会的关注。
二、 民主革命报人，读书不忘爱国
中国近代，广东已成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汇之地，陈垣说“广州滨海，得风气最先”。当时督两广的林则徐、张之洞提倡文化，引进西学，设书院，译书报， 岭南风气大开。广州又是康有为、梁启超宣传维新变法思想的基地，陈垣在20世纪50年代曾谈及他在广州求学时代与康有为万木草堂弟子们的接触往来，使他受到很大影响。
随后，广东又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十分活跃的地区，反清思潮也极为高涨。在这种政治文化环境熏陶下，被封建卫道士施典章知府斥为“狂妄”的陈垣走出书斋，胸怀爱国救国之志，积极参加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对此，陈垣自己说：“我青年时在广州，受到一些维新思想的影响，也曾抱有爱国之志，参加了一些当时反帝反封建活动。”
1905年，陈垣与革命画家潘达微、高剑父、陈树人等创办《时事画报》。潘达微，曾任中国同盟会广东分机关负责人，1911年广州起义后，收葬烈士遗骸于黄花岗。高剑父，曾任中国同盟会广东支会会长，是反清暗杀团的中坚人物。
陈垣也是同盟会会员，曾任广东支部评议员。陈垣与这些革命同志志同道合，一起创办《时事画报》，宣传民族主义，反对满清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压迫。
1911年春，陈垣又与康仲荦在广州共同创办《震旦日报》，担任该报主编，并兼副刊《鸡鸣录》主笔，更为猛烈地宣传反清。“鸡鸣录”之名取《诗经·风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之意，反映出这一刊物是为配合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而呐喊鼓动的。
陈垣在这两个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抨击时政的文章。据陈垣的嫡孙陈智超编辑的《陈垣早期文集》统计，陈垣在《时事画报》上发文57篇，在《震旦日报》 上发文14篇。这些文章的内容概括起来有五个方面。
（ 一 ）反对清政府的压迫政策和封建专制制度
陈垣发表文章所用笔名谦益、钱罂均有反清之意。陈垣在1959年7月7日 复广州中山图书馆的函中说，报中文字多倾向民族主义，当时在内地讲民族主义，不如在港澳放言之便，故广州《时事画报》，系在内地发行的唯一革命报。 其笔名为谦益、钱罂等。谦受益，取其与“满招损”对仗，钱罂取其别名“扑满”（储蓄钱币的瓦罐），这是当时的思想。
陈垣的这类文章，充分利用清历代皇帝的“上谕”。他把这些“上谕”编为 5册《柱下备忘录》，按问题分类剪贴，标题有《利用宗教（孔子、喇嘛、回回）》《汉官之无足轻重》《汉人欲为奴才不可得》《暴虐汉人之确供》《汉人之被没为满洲家奴》《圈占汉民地亩之强权》《驻防旗下之纵横》《旗人鱼肉汉人之一斑》《满兵之欺侮汉兵》《汉满权利不平等之杂志》《阴行离间汉人之术》等。
利用这5册《柱下备忘录》，他写出了《释汉》《记王将军墓》《书李袭侯》《说正朔》《国朝首请泯除满汉珍域者仁和杭堇甫先生》《说满汉之界》《释奴才》《孔子诞感言》《识粤东驻防地界图》《论安插内地驻防》《种族之界说》《调和满汉》等大量寓意反满清政府、反对封建专制富有战斗性的文章，而且“秦汉以来，天子久以此国为天子一家之物矣”。所谓汉朝，不过“刘氏一家之国号耳”。以汉朝的“汉”代表中国，是“变私名为公名”。
（二）反对美国的排华政策和对中国的侵略
19世纪中叶，美国政府为了开发西部，大量吸收中国劳工。数以万计的中国劳工漂洋过海，披荆斩棘，垦荒、筑路、开矿，为美国西部的开发作出了巨大贡献。
到19世纪下半叶，美国政府又反过来掀起种族压迫的排华运动，颁布 “华工禁约”。
1904—1905年“华工禁约”期满，海内外华人一致要求废除这项苛刻的规定。美国政府强行续约，对华工施加种种限制和虐待，排斥华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广东籍华侨冯夏威在上海美国领事馆前愤然自刎，以示抗议。 一时间举国上下，群情汹涌澎湃，上海、广州等地民众纷纷组织“拒约会”，抵制美货，散发拒约传单，形成群众性的反美爱国运动。陈垣在广州被推选为“拒约会”负责人之一。
1905年9月，美国国防部长与总统女儿率领一个200多人的庞大旅游团到广州调查抵制美货情况。《时事画报》此时正在筹备期间，画报同仁立即刊出漫画《龟仔抬美人》，画一个美女坐轿子，两只乌龟抬之，这是说抬美人者便是乌龟。
广州当时交通工具只有轿而无车，同仁乃鼓动全城轿班罢工，四处张贴《龟仔抬美人》漫画，香港《世界公益报》及时转载《龟仔抬美人》漫画，该画在省港两地引起很大反响。
美国旅游团与地方官吏互相勾结，狼狈为奸， 一方面出告示禁止张贴这幅漫画；一面缉拿印贴漫画者，逮捕曾在街头演说的人。他们逮捕了拒约总公所主任马达臣及潘信明、夏重民三人。
夏重民是陈垣创办的义育学堂的学生。马、潘、夏三人被捕之后，广州市民群情激愤，游行、集会，以示抗议。清政府被迫释放马、潘、夏三人。
但广州群众拒约、抵制美货的运动并未停息，仍坚持了1年多。《时事画报》为配合这次反帝爱国运动，还刊载了《华人受虐原因图》《木屋图》《西关抵制图》《广东拒约公所图》《欢迎马、潘、夏出狱图》等时事漫画作品。
（三）激励革命党人活动
陈垣在《时事画报》发表《书水浒传》 一文，认为《水浒传》一书是“元世之革命党杂志也”。并说作者施耐庵，以宋遗民身份，“痛故国之飘零”，乃集合同志16人，以编辑《水浒传》为事。刊行后，大江南北，上及士大夫措绅， 下及贩夫走卒，“各手一编，津津乐道”。由于该书的广泛传播，元末才有张士诚、韩林儿、徐寿辉、陈友谅、明玉珍，以及朱元璋等各路豪杰起义，达到了 “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之效果，这说明用文字推动革命的重要性。
陈垣以此来激励革命党人。在《元世广东乱民志》 一文中，陈垣给清末革命党人正名。 文章指出，元朝所谓“乱民”，是指中原豪杰抵抗蒙元的“忠臣义士”。而在清 朝，对于当时起义者如洪秀全，以及“悬金购募达二十万者”的革命党人孙文，也称他们为“乱民”。实际这些人都和元朝的“中原豪杰”一样，是“忠臣义 士”。
这种论点，无疑激励了当时被清政府镇压的革命党人。
（四）争取民权，主张民主
《老父识民权》一文，引述了《后汉书·逸民列传》中的《汉阴老父传》: 汉桓帝到竟陵，过云梦，临沔水，到处受百姓围观，有老父独耕不停。尚书郎南阳张温问老父，人人都来观看皇帝，老父为什么继续耕种而不来观看？老父回答，自己是一位野人，不懂什么道理，但请问立天子是为了爱护天下老百姓，还是役使天下老百姓去侍奉天子呢？以前的圣王，住朴素茅屋，天下安宁。现在的皇帝，“劳人自纵，逸游无忌，吾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观之乎？”
陈垣借这个故事发表议论，读西方民约书，知总统乃国民之公仆，“系以天下役天子，不以天子役天下也”。陈垣当时有这种民权民主思想，是难能可贵的。
陈垣在《震旦日报》副刊《鸡鸣录》上，以“大我”之名发表时政文章， 为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而摇旗呐喊，也是一种民主思想的表现。
1907年发表的《老父识民权》
（五）反对愚昧，推动解除妇女封建束缚
《放胸的说帖》 一文反对妇女束胸陋习。文中说，由于中国士大夫提倡放足，做了宣传，中国缠足之习俗已逐渐消失。而束胸之陋习尚未革除，摧残妇女健康。陈垣从人体生理学的角度，通俗地解释了肺的重要功能以及束胸对肺部的危害。文中认为，社会上有一种偏见，认为“胸大为贱格，胸小为高贵”。这是一种言论，而非事实。如果人们作大量的宣传舆论，反对束胸，提倡放胸，“则不难将亿万人之眼力而转移之”。所以，人们应革除这种束缚妇女的封建陋习。 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
由以上五点我们可以看出陈垣青年时代在广州参加了反帝反封的爱国运动， 以其精通典籍、好考掌故的特点，写出笔锋犀利的文章，直捣腐败的清政府及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可谓一名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士。
1913年3月陈垣离开广州到北京参加众议院。当时的《民谊》杂志第五号《耿庐漫笔》介绍陈垣：
"陈君垣，号援庵，新会人，淹通典籍。少好考掌故，稍长，勤攻经史，刻志苦励，为粤中有名人士。”
“社会上每有事故发生，陈君垣考据一二古今遗文轶史与现事相影响者，登诸报端，以饱人眼帘，其饱学可见一斑。至其在党内，尤具一片挚诚，为同人所钦仰。然生有傲骨，魄力雄厚，是非辨之甚严，非一般所能企及也。”
这是对在广州时的陈垣的恰当评价。
三、 志做济世良医， 爱国不忘读书
废除科举之后，青年人的出路是上学堂学习技艺，当时流行的说法是“家有良田万顷，不如薄技在身”。陈垣思想较成熟，对此感受更深。
1892年，广州发生大瘟疫，传染得很快，陈垣看见郊区四处尸横遍野，都来不及掩埋。他认为， 如果医学发达，瘟疫不至于传染蔓延，这时他就产生了学习医学的想法。
1906 年，他父亲患膀胱结石病，虽然自家有中药行，亦认识名医，无奈服药无效，痛苦非常。最后入博济医院行膀胱取石手术后方痊愈。这更坚定了他学习西医的信念。
1907年（28岁）他考入了美国教会办的博济医院的南华医学校学习西医。 当时博济医院院长关约翰（John M.Swan） 为人刚愎自用，不善管理，既歧视中 国员工、学生，又无法和外国医生合作，引起院内的普遍不满。
恰好这一年在来往广州与香港的佛山轮上发生印度籍警员踢死中国人事件，因当时的医疗事故鉴 定权掌握在外国人手中，死者被认定为心脏病猝死，而使中国人败诉。
这事震动 广州西医界，一些爱国者决心集资创立中国人自办的西医学校，争取“国权” “医权”和“医学教育权”。
1908年，梁培基、陈衍芬、陈子光、郑豪等商议，除成立“光华医社”外，还成立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私立西医学校—广东光华医学堂，同时开办光华医院。光华取“光我华夏”之义。梁培基为董事长， 郑豪为校长，陈衍芬为校务长兼同时成立的光华医院院长。
陈垣对此事给予极大的支持。当时，他所在的博济医院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学生正在掀起学潮。陈垣不仅自己从博济医院退学，转入广东光华医学堂，还带领部分博济学生转入广东光华医学堂。同时，陈垣被选为该校董事会董事。因此，陈垣是该校的第一届学生、毕业生，也是该校的创办人之一。
陈垣回忆：“光华医学院者，合全粤医师之力而成，谋学术自立之先锋队也。学术贵自立，不能恒赖于人。广州海滨， 得风气最先。近代医学之入广州百年矣，然迄无一粤人自办医学教育机关，有之，自光华始。……光华之成，余忝为创办人之一，复而就学焉。”
陈垣在建校之始便提出建立图书馆的建议，董事局即予采纳。他带头捐献古医书10多种。 1910年陈垣31岁，从广东光华医学堂毕业，并留校任教。讲授人体解剖学、细菌学、生理学和生物学。
四、医史研究结硕果
从1908年到1910年陈垣在广东光华医学堂读书时，就参与创办《医学卫生报》和主编《光华医事卫生杂志》，并在上面发表一系列文章。据统计，他在医 学卫生报》发表了62篇，在《光华医事卫生杂志》发表30篇。此外还编了《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 一书，单独出版发行。
这些文章和著作，在我国医学史研究领域中具有开拓性意义。因为在此之前，除了唐甘伯宗《历代名医录》、宋周守中《历代名医蒙求》、明李濂《医史》等专著，很少有人探讨医学史的问题。
自西方医学传入我国之后，知识界的许多人认为中国医学也应该变革，改革中国医药卫生面貌，也是振兴中华的一个重要方面。
陈垣在20世纪初， 竭尽全力从事医学研究和医学史研究，其深刻意义自不待言。综观这些文章和著作，主要有四方面的内容。
（一）关于医学史人物的记述与评论
这方面的内容如《张仲景像题辞》《王勋臣像题辞》《黄绰卿像题辞》《高嘉淇传》《古弗先生》《古弗先生之业绩》等，都是很有意义的文章。
张仲景、王勋臣、黄绰卿三位医家像的题辞不同程度地记载了各位医家的不同贡献和医学特点。张仲景是我国汉代著名医家，东汉建安末年，他的宗族200多口人因感染大疫而死亡三分之二，他为此非常悲痛，乃发奋研究医学，最后著成《伤寒杂病论》一书，论述伤寒发热病的发展和治疗规律。该书所列方剂，一直为后世所遵循，被推为“众方之祖”。
陈垣称张仲景为“中国方书元始家”。并认为该书 “两千年来，吾国言医者，竟莫能出其外也”，对该书赞誉有加。同时更赞誉张仲景的变革精神，认为张仲景《伤寒论》自叙的主旨在于说明“凡墨守旧法而不求新知者，为先生所深鄙也！”要求人们应该认真领略张仲景不断革新的精神。
《王勋臣像题辞》中的王勋臣，名清任，河北玉田人，是我国清代著名医学家。他认为我国古代医籍有关脏腑理论记述并不详尽，而治病不明脏腑生理病状，是无法正确诊病的。为此他用了数十年时间，写出《医林改错》一书，论证了《内经》脏腑描述之差误，从而总结了活血化瘀的治疗理论，拟制了血府逐瘀汤、补阳还五汤等名方，对中国医学发展有很大贡献，受到人们的赞誉。
陈垣对王勋臣敢于冲破封建礼教束缚探索人体脏腑机理的追求真理的求实精神十分赞赏，呼吁人们应该学习王勋臣的革新思想和坚韧不拔的求知精神。
《黄绰卿像题辞》中的黄绰卿，是我国近代最早留学欧洲学习医术者。黄氏于道光二十七年至咸丰七年（1847—1857）赴美英留学，陈垣称黄氏之留学欧洲 “为我邦医人之始”。他比日本最早留学外国学习西洋医学的人要早。
有关黄绰卿的事迹发表后，陈垣之族兄则参先生曾对陈垣说，中国人始留学西方学医者， 还不是黄绰卿，康熙时有高老番随葡萄牙人学习西医，并曾给康熙太后治愈乳疮，因此被康熙帝赐为养心殿御医。后来陈垣写了《高嘉淇传》，嘉淇名竹，号广瞻，乡人称高老番。“高老番者，粤人称国外人为番，邑人以嘉淇久处外洋， 又习其医，故称之。”
陈垣认为根据考证，我国学习西洋医学之最早人物，虽不敢说即为高嘉淇，但是为高嘉淇、黄绰卿写传，记录事实，发潜阐幽，使其姓氏事迹不致“湮没不称”。这点在我国医学史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
《古弗先生》与《古弗先生之业绩》两文中的古弗（近人译为科赫，Robert Koch，1843—1910）系德国细菌学家，曾用染色法发现细菌，并分离出结核杆菌，炭疽杆菌和传染性弧菌，对人类健康作出了很大贡献，在1905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对于这样一位世界知名医学家，在他去世的当年（1910），陈垣能迅速作出反应，写文章全面介绍他的细菌学成就，逐年排列了他的业绩，这反映了陈垣站在国际医学的前沿，了解世界医学的进展。
这两篇文章不仅普及了医学知 识，也表达了我国医学界对这位伟大科学家的深切纪念之情。这是我国第一篇记载伟大细菌学家古弗的文章。
（二）关于医学史的研究
这方面的内容主要著作有《牛痘入中国考略》《洗冤录略史》《中国解剖学 史料》等文。
《牛痘入中国考略》，对免疫学在我国的发展作了最早的介绍。陈垣认为， “牛痘之法，虽不可谓发端于中国人，而中国人早有见及，则典籍具在，不可得而诬也。所谓‘人工免疫法’，为人类思想所同到”，将中国早有牛痘发明的史实罗列清楚。
此外，陈垣还写了《论人工免疫之理》和《告种痘者》等文，在我国医学免疫学发展史上都是开拓之作。
《洗冤录略史》最早提倡改革我国法医制度。按我国古代汉律、唐律，虽然对刑事检验之事也较重视，但因时代的局限而不完备。至南宋，宋慈（惠父） 因任刑事法官多年，荟萃众说，著成《洗冤集录》 一书，受到人们的重视，以致后世凡官司检验多奉之为金科玉律。
但是，至清末时，由于西方人体构造新说传入，《洗冤集录》所记载骨骼脏腑之说与实际相差甚远。为此，陈垣将我国历代法医著作寻检一遍，并将英国人德贞（John Dudeon，1837—1901）所著的 《洗冤新说》和英国人傅兰亚（John Fryer，1839—1928）与我国赵元益等合译的 《法律医学》介绍至国内。
他指出“检验之事，各国均委请医生，称为法医学。 我国医生不为此，均委之仵作（收尸者），仵作所凭者《洗冤录》”，其影响甚至达于日本和朝鲜。但日本自明治以后，改裁判医学为法医学，改善检验尸体之法，法医学成为独立学科。我国法医检验之事应有所变革。陈垣的这篇著作，可 以说是一篇对我国落后的法医状况必须变革的最早呐喊，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解剖学史料》一文，引用《灵枢》《史记》《汉书》《宾退录》《邵氏闻见录》《医旨绪余》等历代资料，说明我国医学重视解剖学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但汉代以后，由于封建思想束缚，解剖学没有得到相应发展。因此，我国医学在一段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处于因循保守状态。
在世界医学日渐发达之日，如果不变革，仍“拘守残帙”，则更加落伍。陈垣呼吁，应该重视人体解剖学的研究，以促进我国医学的发展。
此外，《肺痨病传染之古说》也是一篇有关疾病史的论述，增进了我国人民对于传染病和细菌学的认识。
（三）关于医事方面的研究
这方面的成果有《论江督考试医生》《释医院》《粤中医院之始祖》《日本德川季世之医事教育》《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等文。
《论江督考试医生》一文，记清两江总督端方有考试医生之举，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在南京要求所有开业医生均参加考试。考试成绩分为最优等、优等、中等、下等、不列五级。前三等给予文凭，准予行医，后二等则不准行医。 这次试题特点是中西医结合，为我国历来医学考试所没有的。这是在当时变法维新政治形势影响下，在医学变革方面的一个体现。
陈垣此文认为此次江督考试， 试题虽然包括中医、西医内容，但只注重临床科目，而没有注意基础医学。考试新医学，必须先扩充医师教育，使医生经过系统学习，然后再参加考试。如日本培养医师之教育机构。陈垣认为，我国医学之进步，应首先从扩充医师教育入 手，5年以后就可以培养出一批医生。此次江督考试医生的试题，至少促使学者 “多读许多新书，多识许多新理”，是有好处的，这样“未始非振兴中国医学之一大关键”。
《释医院》一文，主要从建立医院和防治疾病必要出发，回顾我国医院制度。陈垣认为我国医院的建立，始自六朝。《南齐书 · 文惠太子传》有“六疾馆”记载，此即医院雏形。自此以后，唐有“养病坊”，宋有“安济坊”，宋、 金、元均设有“惠民药局”。
在国外，医院有许多专科病院，如传染病、精神病、胃肠病、皮肤病等专科医院。医院的构造必须具有“较寻常住宅养病为宜” 的条件，还要有医生、器械、看护等。
文章列举了光绪三年（1877），西医传入后，西人已在中国设立医院，如上海公济医院等。清政府民政部在京师内外城开办了官医院数所，这如“旭光之曦微”，是一个进步。这篇文章反映了100多年前我国医院初始状况的历史实际。
此外，陈垣还写过一篇《粤中医院之始祖》， 认为“粤之有医院，不自六朝始也，盖始于宋宝祐间之寿安院”。
《日本德川季世之医学教育》 一文，是陈垣与何叔均共同署名的。这是一篇介绍日本医学变革历程的文章。文中认为：“吾国素无医事教育，故外人得操吾国医事教育权，可耻也。”所以，这篇文章虽述日本医学发展的历史，实际上都蕴含着对我国医学发展的无限希望。
《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 一书，主要是记录1910年10月至1911年2月 我国哈尔滨附近发生的严重鼠疫，疫情后来曾蔓延到东北许多地方，死亡46000 人。
清政府派广东新宁籍（即台山）的英国剑桥大学的医学博士、时为天津陆军医学堂副监督的伍连德主持扑灭鼠疫重任。伍连德经过4个月的努力，使疫情平息，这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为此，清政府于1911年4月在奉天（沈阳）召开了科学研究性质的“国际鼠疫研究大会”，邀请了俄、美、日、德、法、 英、奥、意等11国，共34人参加会议。
伍连德被选为大会主席，会议进行了4 周，举行了10余次全体会议。光华医社派9人参加，陈垣因有其他事，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在诸君出发之日为词勉励之，所言极为悲壮。他以报人的敏感，不失时机地根据当时报纸、书信和大会的讨论发言等，以纪事本末体写成《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一书。
他在自序中说：“陈子既纂《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毕，喟然曰：中国学者，其果不足与外国学者抗行乎？万国医学大会中，中国学者果不容置喙乎？今观斯会，知其不然。”“今日之会，伍君（连德）竟能本其所学为祖国光，其招外人之妒忌也宜哉！”“是书所讨论，与《素问》《难 经》之意相类，实足引起青年男女致学之心。”这篇序言充满爱国之心、民族之情。
广东光华医学堂校长郑豪作序曰：“陈君固邃于国学，其于细菌学又为专门， 故所述能原原本本。其于国权一节尤三致意，又不徒为学术观已。”这次会议是我国科学史上第一次召开的国际科学讨论会，意义深远。此书记录了会议的全过程，在我国医学史上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页。
（四）对日本医史文献的搜集与研究
光绪三十四年（1908），陈垣利用暑假之便，与清末民初著名诗僧苏曼殊的堂兄苏墨斋前往日本，主要目的是搜集医书，并访问日本著名的医史学家富士川游。
富士川游，字子长，出身于汉医学世家。他笃好治史，在广岛医学校学习西医，后留学德国2年，返日本后担任中外医事新报编辑。他曾获医学、文学两博士头衔，著有《日本医学史》巨帙。
陈垣在复叶恭绰信时说此书“考据精详，条理缜密，为东方医史界空前杰作，真不愧子长者也”。这也是陈垣要访问富士川游的原因。在富士川游家，陈垣看到日本著名学者丹波元胤（陈垣在致叶恭绰信中写作“多纪元胤”）1826年著成的《医籍考》80卷的手稿。
丹波元胤，号柳沂，为德川氏医学世家丹波元简长子。除《医籍考》外，还著有《体雅》《药 雅》《脉法》《医林撮要》《柳沂目录》《柳沂日钞》《香泉日抄》《伊香山日抄》 《屏巷随抄》《心迹双清堂随抄》《柳沂文集》《聿修堂医书目录》等。
陈垣认为《医籍考》“其书仿朱彝尊《经义考》体例，条举中国历代医籍撰人、卷数，著其存佚，录其序跋，及诸家评论，加以考订，精审无比。道光以前中国医籍搜罗殆遍，为医史学一巨著，中国人未之先也”。“其治学方法，一如乾嘉诸老，吾尝谓柳沂为日本医史学界之钱竹汀，信非虚也。”
对于这样一部重要的手稿，因富士川游告诉陈垣，不久便会出版，故陈垣未借抄录。后来日本将《医籍考》影印，分8大册出版。1936年，上海中西医药研究社筹资据日刊本缩印成书。陈垣在扉页上特别题诗二首祝贺。诗云：
竹坨竹汀合一手，庶几医学之渊薮。
成自东儒大是奇，实斋史籍亡何有。
卅载闻声富士川，梦中何幸到琅嬛。
食单见后思鹗炙，喜遇医林复古年。
由以上四点可以看出，陈垣青年时期在广州所从事的医学和医学史研究工 作，结出了硕果，为近代中国医学史的学科建设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反对因循守旧，主张变革进步的精神，推动了我国医学的发展。
所以，陈垣被认为是近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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